荆楚文化之楚国历史文化的摘要

发布时间:2016年05月05日 09:12:22    作者:网络

  说到楚国相信有人马上就想到屈原、端午、宋玉、项羽……楚国作为淮流域的南方最大国家,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你知道楚国的历史对荆楚文化有哪些影响吗?随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荆楚文化
  在史学界,人们一般把熊绎被西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作为楚建国封号的开始。据《夏商周断代年表》,周成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42年——前1021年。从周成王时期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止。楚国约有800余年的立国历史。我们今天所研究的楚国历史文化,主要就是在这800余年中楚地先民所创造、丰富和发展着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初步形成、中国文化基本定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楚国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作为淮流域的南方最大国家,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国着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19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和贡献,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楚国先民“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忠君爱国的思想理念,“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兼收并蓄的包容意识,“一鸣惊人”的创新能力,以及楚庄王、孙叔敖、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们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人;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治铸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秀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髹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惊采绝艳的辞赋,汪洋恣肆的散文,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文化富矿,使湖北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在800年的发展历史中,楚国的疆域从立国之初偏居今鄂西北荆山一隅的蕞尔小邦,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不断扩张,逐步拓展到横跨长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广大地区的泱泱大国,其疆域以今湖北为中心,扩大到河南、安徽、苏、山东、湖南、西、陕西、贵州、浙、上海等地。在楚国的强盛时期,楚庄王曾是春秋五霸之一,战国七雄中楚国的疆域最大,是“地方六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天下之强国”。(《资治通鉴》)西周时期最初立国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都城和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始终在湖北境内,因而湖北可以说是楚文化的中心,积淀着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是我们今天研究湖北文化省情最为重要的人文资源依托,代表着湖北文化省情的鲜明特色。现主要以湖北境内的楚国历史文化资源为叙述对象,按时间顺序对涉及楚国历史文化的重大事件进行收集整理。

  熊绎受封:约公元前11世纪初,周成王以子男之田封熊绎于楚蛮。熊绎以芈为姓,封丹阳。熊绎僻在荆山(今湖北南漳、保康一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桃弧棘矢为贡品供奉周王。

  熊渠拓疆:约公元前10世纪末到9世纪中,周夷王时,王室衰微。熊绎的后代熊渠甚得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今武汉、鄂州一带)。经过征伐和招抚,熊渠控制了汉平原为中心的湖北大部地区,乃立其长子康为句檀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上楚蛮之地”。周厉王时,熊渠畏周伐楚,主动去其王号。

  武王自立:楚武王熊通是楚国历史上承前启后、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国君。公元前704年,熊通率军征服随国。要求随国赴周向周天子建议提高楚君的封号,遭周拒后大怒,遂自立为王。此后,历代楚君皆称为王,与周天子分庭抗礼。

  首创县制:进入春秋时期以后,楚武王对新占领的地区不再采取分封制,而是创建县制以加强管理。权县(今湖北荆门市东南部),就是见于记载最早的武王时设立的县,据顾颉刚先生考证,这不仅是楚国最早的县,而且也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个县。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地方的县级政权建设,是从楚国开始的。

  迁建郢都:随着疆域不断向淮地区拓展,偏避一隅的都城丹阳(其址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以今鄂西北与豫西南的丹淅地区较为合理)显然不能适应楚国发展的需要,迁都进入汉平原已成为当时的楚国必须解决的军政大事。而郢都(今陵纪南城。另有说法认为宜城楚皇城是当时的郢都)无疑是最好的都城选址。关于楚始都郢的时间,不少专家认为,楚武王之前的若敖、分冒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郢都的建设,武王继续经营郢都的城建,并将其作为陪都而久居,楚文王即位后遂开始正式定都于郢 ,即《史记·楚世家》所说:“文王赀立,始都郢。”这与西周王朝在立国之初营建东都洛邑为陪都,直到东周初平王始定都东都的情况有近似之处。

  楚地千里: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即位后,为缓和与中原诸国的矛盾采取结好与国政策。“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中原各国)。’于是楚地千里”。这说明,楚成王时期已经成为邦畿千里的南方大国,并从政治上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获得了真抚南方夷越地区的合法权力。

  召陵之盟:楚国在淮地区的迅速崛起,构成了对中原霸主齐国的严重威胁。为了遏制楚国势力向中原扩张,公元前656年春夏之交(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率领齐、宋、鲁、卫、陈、郑、许、八个诸侯联军,“挟天子以令诸侯”,首先打楚的盟国蔡国,“蔡溃,遂伐楚”。但楚军毫不示弱,与齐联军对峙于陉山(今河南偃城县东南)一带,就形势而论,如果战争发生,双方胜负均难预料,且时已到夏天,楚成王打算和解,派将军屈完为全权代表赴齐军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在召陵(今河南偃城县东)订立盟约,史称“召陵之盟”。《左传·僖公四年》载:“齐侯陈(列阵)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从这段记载看,屈完的机敏和刚强,表现了楚国的大国风度和强硬姿态,有理有据,实话实说,使齐桓公无可奈何,只好与楚订立盟约,随即撤军。此次盟会,也使楚国避免了一场实力相当的战争,从而养精蓄锐,为继续北进中原保存了实力。

  庄王平乱:自公元前623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国失败后,中原诸侯纷纷倒向晋国一边,楚对晋采取守势。公元前614年,楚庄王即位,楚国面临贵族争夺王权的内乱威胁。在楚庄王即位之初的几年里,相继发生了公子燮与子仪(即司马斗克)的叛乱(公元前613年)和若敖氏的叛乱(公元前605年)。楚庄王机智果断地平息了内乱,灭了若敖氏,解除了贵戚大臣对王权的威胁,从而稳定了内部局势。

  灭庸之战: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秋,楚国发生大饥荒,周边的部族邦国乘机向楚进攻。据《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这几个地名已不可确考,大约在今湖北枝一带)。庸(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今陕西白河)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值此外患当头,楚多方受敌威胁,形势十分严峻。若晋等中原诸侯趁机而入,后果将不堪设想。楚一方面加强北部边防,封锁了通往中原的门户,即所谓“申、息之北门不启”,一方面采纳大夫尤贾的建议,出兵攻打实力最强的庸国,以示楚军的强大,一旦打败庸国,其他附庸的小国必定降服。果然不出尤贾所料,楚军出兵十五日,百濮即撤走。楚军进至句巫(今湖北丹口市西部),命大夫卢戢黎进攻方城(今湖北竹山县东)。楚大夫师步为麻痹庸军,采取佯败骄敌之计,七战七退,诱敌深入,退至临品(今湖北丹口市境内)与庄王会师后,取得秦、巴两国帮助,又与“群蛮”结盟。完成战争准备后,庄王乘庸军不备,命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两地均为今湖北丹口市境内)分两路夹击,庸兵败国亡。据军事史专研究,灭庸之战是中国古代战史中创造两路分进、合进一点的最早战例。

  观兵问鼎: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楚庄王率军伐陆浑之戎(在今河南嵩县及伊川县镜),到达洛水。楚军在东周都城洛邑郊外列兵布阵,史称“观兵于周郊”,周定王被迫派王孙满慰劳楚军,历史典故“观兵问鼎”就源出于此。《左传》、《史记》等文献对此事均有记载。《左传·宣公三年》记云:“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夫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九鼎”是周朝权利的象征物,庄王问鼎不仅是对周王朝的轻蔑,也“示欲逼周取天下”(杜预注)。但王孙满“在德不在鼎”的理论很有说服力,于是庄王引兵而退,从而留下了“观兵洛郊、问鼎周室”的一段佳话。

  庄王称霸:公元前598—596年,楚庄王先后取得了攻陈、攻郑、晋楚之战和伐宋、灭萧等战争的胜利,饮马黄河,称霸中原,使楚国进入了立国以最为辉煌的全盛时期。当此之时,中原诸侯莫不重足而立,屏息而听,晋人不敢南渡黄河,齐人不敢西逾泗上,秦人不敢东过崤山,郑、宋、陈、蔡诸小国唯楚庄王马首是瞻。而且,楚庄王去世之后,楚国仍然维持强盛局面社会仍然安定,这样的霸业,实非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以及他的同时代人所能比肩。

  吴师入郢: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国、蔡国、唐国联合伐楚。吴军舍舟于淮汭(河南潢川县淮河弯曲处)登岸,会同蔡、唐两国军队由豫章(今安徽六安、河南商城一带)向楚国汉水地区推进。楚以囊瓦、沈尹戌等率军在夏州(今湖北汉口)以西汉水南岸布防,与吴军隔汉水对峙。沈尹戌建议囊瓦率主力依托汉水阻止吴军,自己北上,集合方城(河南方城县东)外楚军袭击吴军后路,焚毁淮河吴船,然后还军阻塞大隧(黄岘关)、直辕(武胜关)、冥厄(平靖关。三关均在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附近),断吴后路,形成对吴军的南北夹击之势。但囊瓦在沈尹戌北上后,企图独获成功,竟改变原定作战计划,抢先渡汉水进攻吴军,在小别(武汉汉阳附近)至大别(大别山)之间连续三战均未取胜。十一月十九日,两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一说在今湖北汉川以北)对阵。吴王弟夫概率所部五千人首先袭击楚囊瓦军,囊瓦军败逃,致楚全军溃乱,吴王阖闾乘势掩击,楚军大败。吴军乘胜追击,至清发水(今水),待楚军半渡进击,大败楚军,至雍巫(今湖北京山西南)增援之楚军,连续五战皆胜,于二十九日占领楚都郢(湖北陵纪南城),楚昭王奔随。

  吴起变法:战国初年,楚国在同三晋(韩、赵、魏)的战争中接连失利。楚悼王在位期间(公元前401—前381年),于公元前388年任用吴起为令尹,在楚国实行变法改革。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比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早了近30年,其变法的基本宗旨是打破宗法血缘贵族的统治,调整社会关系,富国强兵,重振楚国霸业。具体措施是:整顿吏治,秉公执法,革新习俗,规定收回封君子孙三代以上者的爵禄,对于疏远的公族,一律革除其公族属籍,裁免庸官冗吏,削减官吏奉禄,并将节余下来的财力用于扩充和训练军队。同时强令旧贵族移居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开垦,以削弱他们在中央和地方的势力。悼王任用吴起变法起得显着成效:”南征百越,扩境苍悟;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由于吴起的变法损害了楚国大多数贵族势力的利益,遭到了朝中的贵族的激烈反对,待支持变法的悼王一死,贵族大臣即发,射杀吴起并中王尸。楚国的改革就此中断。继位的肃王虽然按楚律将射杀吴起并中王尸的70余家贵族夷宗灭族,但并未将悼王实行的改革继续下去。从此楚国失去了发展的活力,终于一蹶不振,政治日益腐败,走上亡国之路。

  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泰国大将白起率军攻下楚国都城郢,史称“白起拔郢”。随后,秦军又乘胜向东攻下了竟陵(今湖北潜市西北)、安陆(今湖北安陆南),向南攻到洞庭湖附近。白起还下令放火焚烧了在西陵(今湖北宜昌市南)的楚先王陵墓,以打击楚国的军心士气。秦国在郢建立了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今湖北南漳有武安镇),这一带成为秦国版图。楚顷襄王郢都亡命北逃,先到城阳(今河南息县西北),后将楚都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县),亦称郢陈。到楚考烈春(今安徽寿县),直至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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