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审美文化是什么？

　　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有一个世代以畜牧为生计，世居在我国北方大草原的民族，这就是蒙古族。这个民族不仅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蒙古国的主体民族。那么，大家知道蒙古族的审美文化是什么吗？下面，小编将带大家去看看这神秘的蒙古文化。

　　蒙古族与中国古代北方的东胡、鲜卑、契丹、室韦等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蒙古族现有人口598184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 4488%（2010年），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另在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亦有较多分布。新中国成立前，蒙古族农区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牧区则多处于牧主经济发展阶段，部分地区尚残存着封建领主制度。早在金代，蒙古族就建立了统一的封建汗国。至元代蒙古族统一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族上层贵族阶级随即成为统治者。蒙古族作为祖国大家庭中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游牧文化特性是蒙古族文化的基本体现，而蒙古族在历史发展中积淀的民俗文化可谓是哺育滋养蒙古族文化艺术的母体形态，是构建蒙古族民族特有审美模式的重要基础。蒙古族民俗、民间美术是勤劳的游牧人民为满足其自身社会生活需要而创造的具有实用与审美价值双重性统一的民族文化与艺术。服务自身、美化自身、美化物品和美化生活环境是其主要的作用。在实用与审美的创造中，逐步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形式，从而在无形中造就了蒙古民族独特的审美模式。

　　一、内蒙古西部蒙古族地区民俗文化视觉审美形态的地域性解读
　　（一）地域性特征概况
　　特定的民族总是在一定的地域与生态环境中生成自我所独具的民族文化特性，这种民族文化和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人文环境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的记忆，这种民族独特的生命体验是生成民族文化的内在原发因素。“离开了人类创造活动的地理环境中的气候、地形、土壤、水分、植被、动物群以及矿产能源等自然条件，离开了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一切的文化创造活动都会使其失去客观的基础。”北方草原地理生态环境是草原游牧民族审美特性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个体民族的生成、繁衍、发展中，“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是民族本质力量的基本概括，是对人类改造自然与自身的理论性概述。自然环境对于一个民族文化艺术的产生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不同民族那里恐怕尚待研究、讨论。地理生态环境决定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同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是有着必然联系的。我们所讨论的内蒙古西部蒙古族民俗文化，从生产方式来讲具有游牧、农耕和半农半牧的多样形态。如果说蒙古族只具有单一的草原游牧民族审美模式，这既不符合蒙古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也不符合民族审美活动实践的丰富性。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体形态下的视觉审美生成解析。

　　草原中的“原”是平原、高原、原野，延伸之意即“辽阔、悠远”，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草原游牧文化的民族大致分布于东起乌苏里江畔，西达帕米尔高原，北部与中蒙、中俄、中哈等国相邻，南段以松花江为界与汉族地区相连。在这片广袤的区域中，历史上有多个游牧民族活动、生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属温带草原地区，学者一般称其为内蒙古草原。在这片广袤的草原生态环境中，局部生态环境也有较大的不同，如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水系相对较发达，气候温润，天然植被保存较完整，是较为理想的游牧场所。而位于内蒙古西南部的鄂尔多斯草原、阿拉善地区、乌拉特草原，历史上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为的破坏，生态系统失衡，导致很多地区干旱、贫瘠，部分地区严重沙化，历史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景在许多地区已经变为茫茫戈壁、漫漫黄沙。正是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蒙古族牧民依然默默地守候和爱护着他们的家园，经过近几年的生态保护，目前生态情况似乎有所好转。这样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蒙古族牧民的生计选择方式——即游牧的经济类型和半农耕经济类型的结合，同时在这种特定的草原生态条件下生成自身的民族审美心境与审美形态，创造了与其相适应的草原文化情境和草原文化形态。

　　（二）地域性特征与民俗审美文化的生成
　　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时候，必然会首先探究其地理生态环境。从广义来讲，地理生态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文化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是经济和文化地理环境生成与变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民族审美形态往往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它的产生与发展脱离不了少数民族的生活、生产及民族所处生态环境对它的影响。作为一种民族的特有文化、艺术形态，蒙古族民俗文化及其中视觉审美形态在其产生、发展和传承的历史过程中，体现了本民族的生活状态与情形、民族心理特质、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与变化中的可视、可感知的形象化的形态展现。展示出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特殊的自我民族心理认同与民族审美趣味及最终而固化成形的审美模式。在个体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些无意识的、信仰情境化的、最终而约定俗成的民族审美形态正是蒙古族民族精神特质的外显。如那达慕、祭敖包、祭长生天、祭火、祭灶等习俗中无不体现、包含了蒙古族人民质朴的内在精神世界及特有的民族精神品质。蒙古族民俗文化中的视觉审美形态最终固化于民族的生活、祭祀、娱教等多种情态之中。

　　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民族众多、变化复杂的民族概念，具有很大的历史跨度及时空跨度。在内蒙古西部，蒙古族是集地域与历史中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为一体的代表，这种民族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具有极强的文化基因混合形态，这种融合性与多样性也是草原文化形态生命活力顽强的一个重要原因。蒙古族民俗文化中的视觉审美构建同样在构成方式与形态中体现北方少数民族的审美多样化构成语境特点。而这种多样性融合的文化，集中体现于民族的“民间性”文化形态中。蒙古族的这种“民间性”文化形态的语境是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源。

　　二、内蒙古西部蒙古族地区地域性民俗审美形态产生的动因
　　（一）游牧精神的促发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髓和灵魂，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和理念。”内蒙古西部地区，在草原生态的大环境下具有多元的地域性特点。“原”本身孕育着广阔与豁达；孕育着自由与奔放。在伴随艰难困苦与多民族间融合、抗争的历史情境下，物质资料匮乏，游牧民族强烈的生存意志与外界的生态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无奈与悲怆是激发一个民族坚强与勇于抗争精神的外在原因。不容选择的现实塑就了他们的自立与自强、豁达包容的民族个性。自我奋进与自我创造是他们的生存之道，这是不同于“农耕、渔猎”文化的游牧文化情态。研究蒙古族游牧思想论的学者陶克套先生在他的《游牧思想论——以蒙古人的传统理性认识为中心》中提出：“蒙古精神体现了感性的完全的无权利，体现了非感性和非自然，罪恶和罪恶意识数千年来是蒙古族的苦恼。”这是对蒙古民族多种精神本质的精辟解读。这种情态是蒙古族自我认知与生命力量的展现，既是“自我”，亦是“族群集体的心理意识激发”，是蒙古民族内在民族气节与民族特质的本源。意识形态的精神与载体形态的结合——视觉审美符号产生了，它的“双重”含义，甚至于“多重”含义也随之而孕育。作为载体而言，民族地域性视觉审美文化的外显形式即是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二）民族信仰的融人
　　信仰文化在一个族群、一个民族意识形态与民族心理维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信仰的孕育与形成是复杂的、多原性的。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双向互动”之始，“求解”与“未解”的矛盾促发着个体与族群的创造。“未解”是信仰生成的重要原因，“寄寓心理”是一个民族信仰文化的本质。

　　世居内蒙古西部的蒙古族，拥有着禀赋了、熔铸了民族深层精神内涵的信仰文化。原始时期的图腾信仰在岩画中依稀可辨，稚拙的线条与图案承载着某种信仰的力量。萨满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早期崇拜多样形态的共存，直到人为宗教信仰的滥觞；从蒙古族信仰的祭天、祭山、祭树、祭成吉思汗陵、祭敖包、祭火、苏勒德信仰等民俗活动中蕴涵着民族的审美特性。这些民族特有的信仰形态是维系蒙古族民族精神的坚强纽带，是一个民族在与生存现实的抗争中自觉与不自觉地生成的民族自我认知与自我认同。前面我们已经谈过是“自我的意识与无意识”，亦是“群体的意识与无意识”。而信仰的意识物化为具体的形、色、体。视觉的形态成为了载体，物本身在被赋予了意义之后，其自身的价值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的信仰融人了民族自己的生活，是对赋予他们生命的天与地、父与母、草原与牲畜等的崇敬与感恩。这种约定俗成的民族信仰默默地支撑着这个民族强健而有力的脊梁，最终也融入了民族的审美文化中，以符号的外显形态阐释着他们的信仰与民族的祈愿。

　　（三）民族文化的积淀
　　蒙古族视觉审美文化形态的生成具有多元因素构成特点。“文化”本身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而文化具有极强的混合基因。视觉审美形态的生成脱离不了民族文化的怀抱。丰富而感人的地域性蒙古族神话传说、诗文、舞蹈孕育了蒙古族朴素的哲理与对美的追求；悠远而悲凉的蒙古族长调、鄂尔多斯民歌、乌拉特民歌、祝酒赞歌、骏马赞词、新娘赞词、祭火祝词等展现了民族的豪放与热情；欢愉而激烈的那达慕大会是民族力量的体现；神秘的萨满与宗教信仰仪式带我们进入民族的精神王国。信仰的物化即是“道与器”的关系，是蒙古族文化积淀的具体外显形态。民族文化积淀是蒙古族精神信仰与蒙古族崇善而包容的精神体现，这是一种博大的、贵智敬德的、爱与包容的民族品质的展现。物化的视觉审美符号及审美形态是蒙古族民族品质与人性认知的载体，是对美好生活与幸福的追求与赐予，已不再是简单的形与色。

　　（四）族群的自我创造力
　　“族群”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前期形态。在早期“族群”的自我封闭与自我保护是自身得以生存的重要手段。在有限的范围与有限的生产资料中，创造满足自身的物质产品是很重要的。物质资料的丰富是人类审美意识、审美思维产生的客观基础。蒙古族不竭的审美创造活力也体现在他们的审美活动中，如鄂尔多斯服饰、乌拉特服饰、阿拉善服饰，各具特色，和而不同。精美绝伦的各种民族手工制品、巧夺天工的民间技艺、妙手偶得的原创制作，他们的民俗审美文化伴随着民族历史的脚步依然那样健劲。我们且不论早期此地民族在历史上所创造的辉煌与灿烂，今天的内蒙古西部蒙古族同样在用他们的智慧创造着民族的未来与辉煌。

　　三、内蒙古西部蒙古族地区民俗审美文化构建的历史多元性

　　（一）民族与政权的融合与更迭
　　纵观北方草原的历史，在北朝时期有鲜卑、柔然，隋唐时期有突厥、回鹘，宋、辽时期有契丹族。13世纪之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多个民族建立过自己的政权。短暂的民族政权时期是蒙古高原民族融合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在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阴山一带早期匈奴时期创造的草原文化、青铜文化，在这片广袤的草原地带产生了重要影响。13世纪蒙古族的兴起，使北方多民族文化交融在历史中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蒙元文化在与东亚、西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达到了古代历史上的辉煌。在历史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多民族迁徙、变化、融合是其地域性审美文化构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文化形态的融合与排拒
　　北方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伴随着战争、融合、兴起与衰落，伴随着民族坚忍不拔的精神与创造力，造就、积淀了特有的草原文化情境及那些外显的民族审美形态。历史中存在的多个北方少数民族是草原文化的共同创造者，对外族文化的排拒无疑是对本民族自我保护的一种体现。然而民族的融合与消亡这一趋势是不由个人主观所决定的。他们的民族文化不会随着民族的兼并与消亡而消失，他们的文化“符号”会在北方草原文化的无限活力中继续跳跃着自己的节奏与音符，他们是北方草原文化多重血液基因的注入者。

　　在物质文化方面，诸如服饰、建筑、饮食、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多方面的民族特质外显形式中，无不展现着多民族的审美基因混合形态。在精神文化的民族意识形态中，草原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精神、宗教信仰、审美理想等，也同样是北方多个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的生命体验中铸就的。具有无法替代的地域性、民族性、开放性、抗争性的民族精神本源特性。

　　四、对内蒙古西部蒙古族地区民俗文化视觉审美形态的解读

　　（一）蒙古族民俗文化中视觉审美符号的艺术本质
　　实用与审美的统一性、就地取材的随意性、创作的原发性、艺术表现的丰富性等，是蒙古族民俗文化中视觉审美形态的基本特点。在内蒙古西部蒙古族的历史发展中，蒙古族民俗文化和民族审美以外显的形象化符号，记录了草原游牧民族的质朴的哲学观、宇宙观、价值观、审美观。“天圆地方”的朴素认知、“天人和谐”的精神世界和对客观世界秩序的认知，在视觉的形、色、体之中展现出来。信仰的寓意与视觉的审美产生了契合，融为一体，二者之间在存在方式上表现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最主要的是在技术与艺术的形式下蕴藏的民族审美趣味、情感、心理认同、民族精神。“艺术作品的形式表现情感，就是情感的形式”，而我们讨论的情感则是上升为民族概念的信仰寓意的情感。

　　蒙古族的审美形态既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既是淳朴的又是真实的，深刻地展现了蒙古民族的生活风貌、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宗教信仰等状态，表现本民族的艺术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深刻地揭示了最原发的、最具民族精神内在特质的情感。这也是民族审美的本质与存在的意义。

　　（二）蒙古族民俗文化中视觉审美的符号形态
　　在内蒙古西部蒙古族民俗文化中，视觉审美形态的造型与装饰中，我们感受到艺术原发性的狂野与矜持，从原始的岩画到服饰、建筑、装饰等方方面面中，这种被所谓“艺术家”称为“非艺术”的作品，却展现着“纯艺术”所难以企及的特质。手受之于腕，而腕受之于心。在随意的雕琢、大胆的夸张、刻意与不经意之间展现的正是那些饱受所谓艺术创作规律所束缚的艺术家所无法达到的发自民族内在本源的艺术效果。在这里，只要是视觉舒服的、感觉合理的就是美的。他们的作品繁缛复杂，但不矫揉造作；简洁明了，但非空洞贫乏。凭借着自身的审美智慧和技能进行创作，带有很大的原生态性和生活原型特质的成分，它们更加贴近于蒙古族的现实生活，展现他们的生活情状，而非像“精英艺术”那样高高在上。就像王朝闻说的“美是人们创造生活，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及在现实中的实现或对象化”。

　　在内蒙古西部蒙古族宗教庆典、婚丧嫁娶、生子祝寿、节日赛会等民俗活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感受到由民间匠师、牧民这些“准艺术家”们所创造的民间艺术品。这些民间艺术既是个体艺术思维的注入，体现了个体创作的审美理想及审美取向，也是大众所共同接受与认可的民俗及审美文化外在形态的体现。一般来讲我们把它们分为生活视觉审美形态、服饰视觉审美形态、娱教视觉审美形态、礼祭视觉审美形态等多种类型，如马鞍皮具、金属器皿、雕刻毡帖、服饰地毯、居所装饰等，有的用于装饰和美化生活环境（如剪纸、刺绣、图案装饰、壁画等），具有极强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相统一的特点。牧民们用自己的生活材料制毡、熟皮、做皮囊。用毡和皮毛制作各种绣毡、耳套、鞋帽、鞍具等。他们用大自然赋予的各种原材料制成了花色繁多的实用美术品，有的可谓是俯首可拾，最终融人了信仰与祈愿，赋予了它们特殊的意义。

　　蒙古族民俗文化中视觉审美的创作过程，始终包含着对原始材料的创造性利用与加工，较为鲜明地体现出材料自身的肌理、脉络、纹饰、硬度、光泽等原始的自然形态特征。这些民俗中的民间美术作品大多是牧民们日常生活、节日庆典或祭祀活动中的一些实用物品，具有强烈的装饰性。造型在实用基础上或夸张或简洁，色彩具有浓郁的装饰风格，体现了蒙古族传统的尚色观念及宗教信仰对民族审美倾向与审美趣味的影响。

　　结论
　　审美符号形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重要的外在形象化标示，受地域生态环境、民族历史、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他们在构建不同民族审美模式中起着合力的作用。蒙古族民俗文化中的审美形态是实用与审美的辩证统一。游牧民族在较单一的生态环境下经受大自然的重重考验，生活资料匮乏、自然气候的变化、民族间的抗争等多种因素时刻都在严重威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与生产，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蒙古族坚强的、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民族品格，也造就了一个民族信仰文化的生成与信仰心理的构建。他们充分利用身边的自然馈赠，创造了丰富多彩、经济实用的民间审美形态与民族审美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精神内涵，体现了蒙古族自身的审美模式构建方式与本民族的审美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