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移民对巴蜀文化的影响

　　巴蜀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它包括了几个子系统，主要包括了精神文化、经济和政治系统，巴蜀文化是一个四川盆地为中心，同时又整合了周围其他少数名族文化的一种多元化文化，那么，你对巴蜀文化了解吗？下面我们一起去充实下大脑吧。

　　一、移民与古巴蜀文化的多元化格局
　　巴蜀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纵横东西、贯通南北、融合汉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大文化圈”。特殊的地理位置，不间断的移民入川，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巴蜀文化的多元化格局。

　　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融合，主要受到三支文化的影响，一是来自甘青地区的古氐羌文化，一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再一就是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文化。晚商至商周之际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揭示了古蜀文化的多元化和复合型特征，这种特征，成为我们研究巴蜀文化发展史的一个基点。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和古楚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开明王朝治蜀，九世开明“始立宗庙，以酒曰礼，以乐曰荆”（《华阳国志·蜀志》），邓少琴云：“言荆是指巴人初自荆楚而来也①。”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华阳国志·蜀志》），改变了蜀国“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蜀王本记》）的状况，蜀“民始能秦言”，逐渐融入到中央集权的统一文化之中。

　　两汉时期，蜀地殷富，中原移民“就食蜀汉”（《汉书·食货志》）的情况一直存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巴蜀成为中原移民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要地，一方面中央集权大一统文化在蜀地扎根，巴蜀文化成为西南地区文化中心，留下了汉代画像砖、石图像百科全书；另一方面巴蜀文化也承载着汉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之大任。巴蜀文化在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快速发展，繁荣昌盛。

　　东汉末至三国南北朝时期，战争不断，巴蜀成为移民投足之地。“南阳”、“三辅”流民西迁巴蜀，刘备入蜀建蜀汉政权，集各籍高官、学者入蜀，此后陈寿《三国志》，奠定了流传至今“三国文化”的兴起和发展。西晋陇西六郡流民入蜀、成汉巴蜀大姓流徙荆湘，再次促成陕西、两湖地区与巴蜀文化的融合。宗教的传播，也是形成巴蜀移民文化多元性的一个原因，张陵在大邑鹤鸣山创五斗米道，北传中原；最早的佛教图像，在乐山东汉晚期摩崖石刻上留下珍迹，不论是道教出川还是佛教的入川，都在巴蜀地区得到熔炼。四川出土不少东汉晚期和三国蜀汉时期的佛像和文物，如成都万佛寺废址出土南朝佛教石刻造像，都是中国早期佛教文化的珍品。在北方中原石窟塑像的影响下，四川于北魏晚期开始凿造石窟，唐宋时期达到极盛，延续到元、明、清至民国仍有余绪，长达1400年，留下不少珍品，令人叹为观止。

　　隋唐五代时期，每遇天灾、战乱，都有大批中原移民避难入蜀，安史之乱时期，黄河流域移民大批南迁，不少人避难入蜀，连唐玄宗都亲带1300官宦逃蜀；藩镇割据时期和唐末战乱，再次造成大规模北方移民入川，唐僖宗亦来蜀避难。许多迁蜀官宦、文人在蜀定居，传续后代。五代时期，北方人氏王建和孟知祥先后在川任官，由于四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不少北方官员和百姓入川投靠，先后建立前蜀（907）和后蜀（934）政权。

　　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北方移民入川，有些人士定居下来，使巴蜀地区再一次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文学上，以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派，均在巴蜀留下佳作；数十位着名作家来到四川，诗名远扬；五代时期，创“花间派”词的18位作家中，韦庄等人均为移民入川，《花间词》以四川和外省的民间小曲为词牌，填词唱曲，不仅开创了新的文体，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学与音乐的结合、文人创作与民间艺术的结合，说唱艺术诸宫调的产生，以至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出现，都以曲牌填词为基础，因此，“花间词”派的出现，在巴蜀地区移民文化发展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前蜀王建墓雕刻的２４伎乐石刻图像，是隋唐至五代宫廷乐舞的生动刻画，它真实地记载了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向巴蜀文化的渗透和传播。

　　这一时期，因中原学者入蜀，儒学在巴蜀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四川成为儒学教育的一个中心，一方面是官方办学堂，修学馆；另一方面，一些中原衣冠士族，或者在官办学堂授课，或者办私学传授儒学。后蜀宰相毋昭裔是河中龙门人，他不仅重视儒学教育，还历时8年，以《开成石经》为蓝本，刻《孟蜀石经》，用于学堂。入蜀学者带来大量书籍，仅“杜天师在蜀”，就“集道书三千卷，儒书八千卷”②。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原移民文化对巴蜀教育和学术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恰恰由于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才使得唐代两朝皇帝入蜀避难，使四川成为中央之外的又一个文化中心。

　　这一时期，宗教文化的传播，随着僧人、道士，游历于省际之间，有些定居下来成为移民，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统一。宗教文化在传教行为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中，在巴蜀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西天取经的高僧玄奘法师也曾在唐初入蜀，在广元净土寺修行４年后又北上长安，终为唐代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四川的石刻大佛和石窟造像，在全国也处于前列。张陵之孙张鲁带着“五斗米道”出川北上中原后，扩大发展，成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源头，至今，四川仍然是中国道教文化的重要基地。从魏晋南北朝到清代，四川寺庙、道观等建筑以及石窟艺术、塑像、音乐等表现宗教文化题材的艺术得以快速发展。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也体现出中国移民文化的一种影响和特点。

　　两宋时期巴蜀文化续前发展，在文化各个领域都有新的成就，特别是在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又有不少新的建树。正如近世历史学家刘咸昕所言：“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此当就六朝以来南北文化论之，盖自永嘉南渡，文风南盛而北衰。唐以科举取士，又重门阀，不重乡贯，士多以官为家，始聚于北。五代之乱，北纬兵躏，惟吴、蜀二方多收文士，北宋资之以开一代之文，欧、曾、王、苏其着也。宋复南迁，得有吴、蜀，掌故文献，蜀人保存之力为多”③。苏轼开创豪放派词，传遍大江南北；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流寓或宦游四川多年，后又出川，留下脍炙人口的佳作。绘画艺术，自五代时期西蜀和南唐成为全国两个绘画中心，唐代画家移民入蜀，又有新的发展；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石窟艺术达到高峰，与北方石窟艺术渐趋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其中移民对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

　　宋代四川民间艺术的发展，适应都市经济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需求，兴盛一时，在中国民间说唱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都等地游赏之风盛行，“瓦肆”、“勾栏”兴起，形成南北民间艺术交汇、百花争艳的局面。许多新的艺术形式由民间艺人创作，开启了我国西南地区说唱艺术的先河，也留下了我国宋杂剧、元诸宫调等新起艺术的珍贵资料，广元宋墓出土大曲、三弦、唱赚、路歧人等艺术图像，正是历史的的见证。南宋遂宁人王灼在成都碧鸡坊妙胜院用４年（1145－1149）完成《碧鸡漫志》五卷，首述古初至唐宋声歌递变之由，对南北词派、南北音乐、南北歌曲的演变、交流、风格以及北宋民间艺人张山人、孔三传等活动和首创诸宫调等艺术形式的史实等收罗比较并详细记载，反映出宋代以前我国移民文化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两宋时期，南北艺术的交流和融合，主要通过文人和民间艺人的迁徙实现，也更加直接地反映了宋元时期，移民所带来的艺术流变，表现出宫廷艺术向民间艺术转化，文人创作与民间艺术结合的趋势，对我国明清时期戏剧艺术起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宋后期，蒙古与南宋的战争从四川利州路开始打响，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四川遭到疯狂掠夺，人口急剧减少，“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④。从战事开始就有不少文人学士外迁，一直到南宋被灭，幸存者仍往外迁，主要迁徙地在川渝东南各省的湖南、湖北、江苏、江西、福建、广西等地，这是历史上最苦难、规模最大的巴蜀移民。巴蜀文化在本土遭到空前毁灭，却在江南各地广泛传播，出川的文人，把中原正统文化的精髓带到东南地区，“元兵略蜀，蜀士南迁于浙，浙人得此则成文献之府库，江南文风大盛，蜀反如鄙人矣”⑤。元代四川文化因战争受到严重冲击，尚有虞集《道园学古录》传世。

　　宋元时期移民对巴蜀文化的影响，一方面继续着秦汉以来，北方移民不断进入巴蜀，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到了南宋末，又伴随着巴蜀移民大量流入东南，把中原文化再次南传到东南地区，中原传统文化经巴蜀入东南地区，实现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南迁和渗透。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是，北宋末期金兵侵略中原，造成大量移民入川后，长期居住下来，代代相传，四川利州路的北部川陕、川甘、川豫接壤处，成为北方移民最为集中的地方，保留了北方文化艺术的特色。如《舆地纪胜》卷184《亭武忠》记广元一带，“城南纯带巴音，城北杂以秦语。”这一地区还保留了一些北方民歌和曲种，有些艺术形式在北方却消失了。

　　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运动，导致四川文化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变迁，古老的巴蜀文化逐渐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场新的文化转型和重构，在古老文化的土壤上播种、生根、发芽、结果，延续下来，直到今天。

　　二、移民与巴蜀文化的包容性和积淀性
　　各地文人、学者、艺人移民巴蜀，带来先进文化和文化精髓，逐渐形成巴蜀文化的包容性和积淀性特征。文人学者移民巴蜀，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战争和灾难造成局势混乱，而巴蜀偏于一隅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天然避风港，文人学者自发移民巴蜀。二是中国历史上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几次大的移民运动，文人学者跟随赴蜀豪族、官吏入蜀，从管理、教育、文化等宏观层面，丰富了巴蜀文化。重大移民运动一般发生在政权转换的重要时期，移民带来的先进文化或文化精髓，在巴蜀地区积淀下来，各种地域文化也在这种相对集中的环境中得以交流和融合，由此形成巴蜀文化具有包容性和积淀性的显着特征。

　　移民对巴蜀文化的包容性形成的影响，从历史上，秦代将六国贵族大户迁徙巴蜀，使巴蜀文化很快融入中原文化，并广泛吸收各地文化，造就了汉代巴蜀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唐代玄宗、僖宗避难入蜀，随从文人学者入蜀，儒学在四川得到快速发展，成就了巴蜀文化艺术发展的又一次高峰，一直延续到两宋时期。南宋末期，巴蜀文化向东南地区的传播，实际上起到了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儒学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政治文化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传播和积淀，不仅扩大了巴蜀文化的含量，而且促进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

　　举艺术为例，四川出土汉代画像砖石艺术，留下了中原经学、考绩、建筑、音乐、舞蹈在巴蜀地区的印记。隋唐五代时期，中原许多画家流寓四川，玄宗年间，诗圣吴道子两次入川，把嘉陵江三百里山水风光，画在大同殿内壁上，开创山水画派。随唐僖宗入蜀留居四川的画家就有吕晓、孙位竹虔、腾昌佑、张询等多人，致使“益州多名画，富视他郡”⑤“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⑥。唐代说唱变文故事最早出现在四川，佛教文化的传播与本土艺术的融合，直接催生了中国曲艺艺术之诞生。明清时期川剧艺术五大声腔的形成，更显露出多种地域文化的融合特点。

　　移民对巴蜀文化积淀性特征形成的影响，在考古艺术中留下了踪迹。每当社会发生动荡，战争和灾难爆发之时地域文化几乎都会面临毁灭的危险。地域文化中最精华的那一部分，却常常随着官宦、文人、学者移民外流，往往展转流传到远离战祸的四川，沉积下来。比如晚商———商周之际三星堆———金沙文化，战国“钟磬之乐”嵌错铜壶雕刻，汉代画像砖、石图像，三国文化遗迹，唐代古琴，前蜀王建墓2伎乐石刻，宋代杂剧、勾栏表演石刻，明清时期大量戏剧故事石刻，以及建筑、书法、绘画等，每个历史时期的艺术精品，都积淀在巴蜀文化深厚的土壤中，几乎没有断层，许多是稀世珍品，弥足珍贵。

　　移民文化对巴蜀文化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多民族文化艺术并存，形成百花争艳、姹紫嫣红的格局，此不赘述。

　　综合历史上移民文化对巴蜀文化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巴蜀文化的开放性，促进了巴蜀多元文化并存和发展；而巴蜀地区多元文化的积淀，又使巴蜀文化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为民族为社会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